如目前我国18个税种中有15个是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的，即使《立法法》第8条修改后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这种情形至少也将持续到2020年。
相关条款分布相对较为分散，且跨度较大，在客观上很难架构起一种明显的逻辑链条，不太利于规范整合。实践中体现这种关联的且效果较好的，当属电视问政之类的舆论监督。
原因在于，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公的时代里，使用学者抽象出来的监督权，可以超越传统请愿权的悲情意义，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理想。[11] 至于宪法第27条第二款，则是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角度，明确回应了宪法第2条确定的两种路径，即依靠人民支持、密切与人民联系、倾听人民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由此形成双向的对接耦合。作为一种回应，公民监督权的设置展示了立宪者的政治智慧。唯一的解释是，宪法的体系化理解并不必然以条文勾连为唯一标准。参与体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 监督体系如图二所示： 图二 四、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 依据上述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和宪法规范的整合，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得以明确。
公民监督权的各种方式在权利形式上与公民维权方式颇为相似，如果对其实现逻辑和制度机制缺乏遵循宪法规范内涵的客观化标准和定见，就极易使其附随于维权者与利益挂钩的主观理解，从而为不理性维权张目。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应当有机嵌入到宏观的宪法政治体制中。这与现代行政发展的基本趋势严重不符。
因为，此部分之工作与危害防止之性质相去甚远。倘若不考虑交通警察秉性与行政部门特性，而将交通警察涉入诸多领域，很显然，这与行政国之精神相违背。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为交通警察的辅助义务。譬如，《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法评判之实质要义都归于其正当性思量，其实现路径在于通过不断的纠错与批判以推进法制的完善。其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行政权，这是因为警察权较于其他行政权具有补充性。
应当承认，交通秩序并不必然与人权保障是相悖的，干预行政也并不是品质不良的行政活动。（一）宏观影响：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 首先，交通警察关注的重心将集中于交通秩序，并以维护交通秩序作为其根本职责。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而言，相较于交通警察权之人权属性，交通警察权秩序价值的权重应适度偏重。然而，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法治国，在其后期，相关对抗国家权力的制度架构逐步完善。
具体而言，在宏观上，实现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从整体上回答权能改革的基本方向。由此观之，交通警察权基本上以维护交通秩序为价值依归。尤其是在我国当前执法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形下，交通警察任务规范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和一般宣示意义的口号无异。[36] 参见《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第2条、《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
尽管，在侵害发生后，法律规范为漠视受伤人员的肇事者设定了民事或者刑事罚则，但是这些内容都改变不了交通警察在处置交通事故之时所彰显的偏重交通秩序的价值取向。藉此交通警察可以根据交通路况实际需要对交通信号灯予以即时调整，实现对交通秩序与安全的延伸指挥。
维护交通秩序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交通警察不同于其他警种。交警调解权并不以强制力的后盾保障为必要条件，倡导自愿合意合法处理争议，富含人权保障要素，但是实践中调解不成的多以处罚或者强制作为案件终结方式，以修复道路通行者之间应有的交通秩序，因而交警调解权正是新秩序观交通秩序为主人权保障为辅的典型体现。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警察法施行细则》第2条[32]规定：本法第2条之警察任务，区分如左：一、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为警察之主要任务。这是因为，与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性质不同，交通信号灯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可以经由信号灯对交通秩序加以动态管理，基本上与交通警察的指挥类似。不仅缘于此，驾驶证人身属性的认证，与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为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都是为了建构或稳固交通参与者共同体的秩序规则，因此，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不应从交通警察权之中分流出去，具体仍可由其继续办理。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交通警察任务的规范结构中加以明确外，与之相关的其他规范，[⑧]都在规范设定的宗旨中明确了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25] 参见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1955年《城市交通规则》第1条规定：为加强城市交通管理，便利交通运输，维护交通安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则。
对此，可以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考虑在行政法规中予以细化。日本《道路交通法》第1条规定：本法律系以防止道路上之危险，谋求其他道路之安全与顺畅，及有助于防止起因于道路交通之障害为目的。
[21] 尽管上述条例中增加了新的罚则，但其目的在于通过维护交通秩序，以更好保障人权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或许有学者会提出，在社会法治国之福利行政与给付行政的背景下，交通警察权亦应当作出相应的回应，至少应增量人权保障要素。
如同前文所述，在自由法治国的前期，虽然开始关注人权，但是，法治国的理念未被充分认同并得以践行，交通警察的干预行政色彩依旧浓郁，更多的是以人权福利之名继续以往的秩序行为，并无多大改进。具体而言，应从两个层面展开：符合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的现有权能予以保留。
此外，新秩序观的统摄力也及于警察权内部权能的分配。这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交通警察法制中可见一斑。试想，倘若寄希望于交通警察维护秩序之时，又能毫无缺漏的保障着人权——至少不存在侵犯人权之情形，既考验着交警的执法技艺水平，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譬如，2014年6月深圳市交警部门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请修订《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因此，福利行政的发展趋势不应成为变更或者革新交通警察任务的因由。[15]此外，警察权与行政权的重要不同在于，警察权的强权性与侵益性，远胜于一般的行政权，因此对警察权的运行应课加较一般行政权更为苛刻的条件。
综上所述，当前交通警察权力的价值应当定位为以交通秩序为主兼顾人权，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在理论上，设计警察任务的总则性规定的初衷可能有两种：第一，从内容上来看，很显然警察任务透射的价值并无优劣之分，应当予以平等保护。
因此，交通警察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非但不应低于秩序，甚至可以说，交通警察的行政活动是人权主导下的秩序行为。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自刊本1996年版，第403页。
申言之，现代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的行为，是富含人权要素的秩序行为。当前人权保障业已成为政府倾力为之的目标，尤其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38]对此，笔者以为，可以参照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将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权一同由交通行政部门。片面秩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强力装备的应用，与此同时，一定个体权利的总量也在一定数量的消减。
当然，对于突发事件，尤其是民众生命面临重大威胁，来不及寻求他机关救济，否则将导致严重损害之时，交通警察有主动介入的必要。[⑤]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9页。
与此同时，需要明确，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权仍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享有。[29]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
参见李湧清，徐昀：《警察行政与刑事司法的经济分析》，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42页。因而，可以将此事项从交通警察权的权限中剔除，交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负责。
